跨领域合作，推动中国环境教育实践，开展新时代中国环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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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式席卷和资本的趋利效应，全球突出的生态“污点”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主。

21世纪初，随着大众对碳和水足迹的逐步研究，全球环境热门问题也由单一的环境污染转变为为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天然能源的开发与资源的分配、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和两极问题等。

纵观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历史，相较于国际环境教育，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国环境教育具有“起步较晚”“长期处于‘引进、借鉴、模仿’状态”的特点，“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的理念尚未成为公众的普遍共识，仍存在“国民环境意识和环境素质参差不齐、落差较大”等问题。

我国环境教育的基本概念与思想渊源

对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目前存在一种共识，即生态环境与教育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生态环境越是良好的地方，其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也会越快，教育的水平也会越发达，反之亦然。

所以说，生态环境直接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教育水平，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人才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人才的养成同样反作用于生态环境。高水平的教育和高素质的人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规范人类自身的环境行为，使个人行为与价值观念向着环境友好型转变。

因此，国际社会对于环境教育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达成了共识，认为以环境保护、改善和治理为目的的教育，是人与环境走向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环境教育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导下，具有特殊意义。

环境教育思想在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作为实践的理论和哲学基础的静态存在，而且对环境教育实践一直发挥着动态的引领作用。环境教育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进行着自我的演变与完善，进而能更加贴合时代需求，指导中国环境教育实践。

从整体层面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的环境教育条款呈现出宏观抽象的特点，即明确强调应开展环境教育，但对具体如何开展环境教育未作详细规定，更趋向于宣誓性规定。

内容上的抽象往往是受限于其仅为某部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的条款之一，而非全国性环境教育专门法。

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还不突出，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随着社会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的具体问题及严重性，具有科学体系的环境教育也不完备。

环境保护问题与环境教育是“二战”后随着全球工业化、信息化大爆发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物。

我国才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常态化进程。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国亦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前进中，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问题的关注也不是当时国家的工作重心。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大致聚焦在生活周边能够切实感受到的诸如水土流失、荒漠化等具体事项，不会把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作为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这一时期的专家学者在国际环境对中国相对封闭的三十年间亦不可能关注环境问题与环境教育。可以说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公众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事物和事务。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受到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教育实践的影响，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步，从中国相关官员参与国际性的环境会议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的各事项也随之进入常态发展阶段。

如果此时与国际环境教育发展进程进行对照比较，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对落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和持续，我们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的认识、理解和思考也在发生变化。在引介、学习和探索国际环境和环境教育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中，渐次形成了中国关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的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告中国政府正式投身于全球环境问题治理领域后。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正式开展，也标志着我国将环境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发端。

直至年，“可持续发展”思想全面更新代替“环境保护”，开始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工作。我国环境教育在这一阶段，主要以“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形式在学校和社会层面展开实践。

新时代中国环境教育的创新发展和全面实践

中国环境教育的展开离不开对环境教育法律规范、环境教育政策和环境教育实践的整体分析，三者的关系并不是割裂开来的独立个体，而是相互交融的具有逻辑性的系统整体。中国环境教育是在法律规范、政策和实践共同作用下得以有效展开的；

而环境教育法律规范的出台和政策的制定，其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是环境教育实践的方式之一。三者构成了中国环境教育整体建构中的组成部分，各个部分之间又是相互勾连、密切联系、缺一不可。

本章将通过法律规范、政策和实践三个维度对中国环境教育这个整体系统进行展开，明确中国环境教育法律规范的制定，中国环境教育政策的出台和中国环境教育的展开，从而描绘我国环境教育的创新发展和全面实践。

通过梳理全国性环境教育法律规范的制定现状，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教育法律规范在全国层面分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的环境教育条款和环境教育配套法律规范两种类型。

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的环境教育条款中，多数是通过对条款的设立明确了国家对环境教育相关主题内容和形式的鼓励、支持态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的环境教育条款。

少部分法律规范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环境教育开展的责任主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中的环境教育条款。

在环境教育条款中，最为重要的是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教育条款，不仅明确了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门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职责。

也明确了学校、媒体的环境教育职责，同时表明政府对其他主体参与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鼓励态度。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内容，也应该以普及环境法律法规知识和宣传科学知识为主。

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教育的有益经验和批判借鉴

上世纪60、7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集中快速发展和资本趋利效应，全球突出的环境问题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主。

21世纪初，伴随着人们对碳足迹、水足迹的重点研究，全球热点环境问题也由单一的环境污染上升为全球气候变化、天然能源的开发与资源的分配、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和两极问题等。

教育，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自20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自然教育”的萌芽以来，经过历届联合国环境会议和国际环境教育大会的倡议和各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实践。

“环境教育”已从正式确立逐步发展成为符合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可持续生活教育”，直到近几年面对各种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类健康问题的复杂和加剧，各国线上线下的合作日益加深。

“可持续发展教育网络”的实践全球化开始迅速展开。以交叉学科渗透教学和“环境扩展”模式为主的各国环境教育实践依托科学的环境教育立法保障，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培育和环境价值观的养成，积累了成熟的经验。

环境决定论与教育决定论发展出新内容。伴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和不断发展，人类利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而不断提高这对于环境的改造水平和实践活动能力，工业力量在实践中的发挥有效解决了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但与此同时，新出现的环境问题也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教育作为能够引导和规范人的具体行为的基本路径，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且有效的手段，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演变为最初的“环境教育”。

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特别强调，环境教育的受众群体不仅仅是成年公民，也包括青年、儿童、特殊群体，环境教育应该充分与其他社会活动相结合，在多种形式的活动中去找到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的真正原因。

结语：

在社会教育中，面向公众的环境教育，离不开“宣传”两个字。我们从环境教育在我国的起步开始看，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对环境教育的宣传、对可持续发展观、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内容，贯穿环境教育在我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自第一次全国环境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环境保护，教育为本”的理念，我们在践行过程中，面向除学校教育外的受众外，始终走的是“宣传”路线。我们团结了社会各层力量，包括团体、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志愿者等，以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为形式，以期培育公众的环境和生态意识，树立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虽然面向公众的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离不开宣传，可以说宣传最主要的形式，但是公众的社会角色、文化水平、生活环境各异，这种宣传的效果如何，实在无法量化。而且从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出发，由于个体对社会的利益诉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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